当前不少师范院校教师教育实践取向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它始终强调师范生教育实践能力的养成。不过，在这些改革的背后还存在着对教师教育实践取向的误识：教育实践的神圣化、教育实践的标准化和教育实践的技艺化，导致其改革效果不佳。追根溯源便是技术理性的反映与灌输在发挥作用，主要表现为主客体二元对立认识论的作祟和刺激反应联结学习理论的影响。在反思性实践视域中，教师教育实践取向的路径可以从以下四个维度进行超越:一是强调经验与情境的基础性作用，二是重视实践性知识的有效生成，三是注重实践与反思的互动融合，四是增强师范生的教育信念。

学习能力是学生发展的核心能力。提升学习能力是教育研究的重大课题，更是教育变革的重大实践问题。从复杂适应系统研究视野理解学习及学习能力的特性发现，适应性是学习复杂系统的重要特征，学习系统具有鲜明的自组织特征，学习是具有适应能力个体的自适应学习。基于此，应全面系统认识并遵循提升学生学习能力的如下机制机理：善于用脑是提升学习能力的基本保障，发挥感官系统对于学习的重要作用，成功学习取决于思维方式的全面整合，营造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生态环境。

随着对外交流的深入，我国高度重视对涉外人才的培养，人们对外语学习的热情空前高涨。“外语热”对我们的母语教育带来极大冲击，而且现实中将英语作为升学、就业的“敲门砖”影响人才素养的提升，同时附着在英语上的西方文化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塑造也极为不利。因此,凸显民族文化在英语教育中的张力刻不容缓：需对英语教学进行科学定位，摒弃一刀切式的人才选拔模式；发展与推广“中国英语”，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在英语教学中融入民族文化，塑造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开展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奖励是教师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首选之策，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奖励却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外在轻内在、奖励滞后忽视时效性等误区，造成了奖励的低效，甚至导致诸多的负面影响。需要审视奖励在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恰当利用奖励发挥作用的机制，结合惩罚教育、去奖励教育理念，最终实现奖励作用的本真回归。

近些年来，我国道德建设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其主要原因是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向衰落。立足于修身养性这一核心，方能寻到我国德育之根。一方面，多年来的中西方文化碰撞警示我们，德育不可离开民族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修身养性传统启示我们，德育需要继承民族的文化营养。当下，亟须回归民族优秀教育经典，开创修身养性的德育新路径：开展非竞争性的文化传承活动，在自发参与中陶冶身心；广开经典传统文化传播渠道，在亲近经典中感受自我和谐；明确人性完善的非时段性特征，建构终身德育体系。

教师交流是均衡配置县域师资的有效举措。但现实中普遍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政策设计,忽视政策对象的客观现实和主体意愿;依照“道德绑架”的方式进行政策宣传,忽略目标群体的政策认同和动力激发;选择“一刀切”的方式进行政策推行,缺乏针对性的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导致教师交流政策出现“机制梗阻”。为了使政策能够“精准落地”“效果最优”和“持续稳定”,教师交流政策应具有激励相容效应,内化为全体教师认可的职业约束并且形成公平的全员轮换机制。为此,政府应全面分析政策实施的客观条件、政策成本和主体意愿,构建基于主体损益和决策逻辑的“补偿+奖励”的激励机制,分类分步分层设计县域推进教师全员交流轮岗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综合素质评价以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为根本目的，需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然而，目前高中综合素质评价中学生主体性发挥并不充分，主要表现在写实记录没有落实、展示交流环节缺失、期末总结中忽视自我反思等方面。原因主要在于对综合素质评价中学生的主体性发挥认识不到位、对学生的信任度不够以及综合素质评价原有做法的影响。建议从“明确综合素质评价功能、定位，形成主体性发展共识”“转变评价理念，提升师生参与评价的主动性”“规范和完善操作程序，唤醒学生主体性发展意识”等方面来进行改进。

当前阻滞基层学校体育改革进程的主要因素已经由教师职业倦怠转变为教师的负面情绪。负面情绪的波浪式冲击，直接制约着改革力量的再次凝聚和改革运行方式的转换，这不利于顶层设计与基层微改革共同行动格局的形成。在制度层面，规避与消除迎合、抱怨、抵触、畏惧和逆反顶层设计的现象发生，已成为新常态下深化学校体育改革的首要问题。通过研究发现：基层学校体育改革负面情绪产生的根本原因与顶层设计的政策频发、适用性低、上压下挤执行方式和管理方式僵化密切相关。基于此，需要建立长效机制，修正推诿扯皮心态；建立协调机制，化解迎合改革心态；构建数据监控机制，舒缓浮躁心态；建立问责机制，消除造假作秀心态。以此，释放基层学校体育改革潜在动力。

基于逻辑与现实的统一，聚焦卓越教师的职前培养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取向、主体、课程、评估是卓越教师职前培养机制的核心要素。这些核心要素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取向的宽泛、同质及形式化倾向，主体的边界、身份及关系模糊，课程的设置、结构与呈现困顿，评估的认知与行动延滞。基于此，对卓越教师职前培养机制的运行进行多方面探索：一是取向的精准“精英”期许，二是主体的新型协同范式，三是课程的立体质量保障，四是评估的动态分类实施。

目前，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教育实践中存在着轻视或盲目排斥教育理论的倾向，其表现是教育实践中的“凭经验行事”、教师培训需求的实用与功利以及教学模式和方法的花样翻新与盲目搬用。究其原因在于教育实践自身的惯常化、教师自身过分崇尚经验与操作、教育实践中行动的盲动与蛮干。因此，教育实践需要教育理论的回归与重构：在教育实践中形成研究意识与践行教育规律的例行化，借助并运用教育理论提升教育经验，在教育实践中检验和质疑教育理论，以此来改进教育实践并促进教育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德育的管理化倾向主要表现为把管理与德育的目标等同，以常规管理量化考核与惩戒作为德育的主要手段，以纪律得分或考试成绩代替学生品德评价。学生主体地位弱化、把管理措施当成德育目的、德育课程建设滞后是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把立德树人的意识贯穿到学校工作的全程、双主体德育课程的开发与实施、学科教学中“育知”与“育德”有机结合、发挥隐性教育的力量是解决问题的有效策略。

学校灾害教育问题的核心在于文化的缺失，文化的弥补和转变乃是灾害教育从失衡走向平衡的基础。灾害文化具有的“场”“太极”和“控制”效应，能够增强学校灾害教育的黏合度，弥补学校灾害教育管理制度和控制手段的不足，并促使学校灾害教育常态化。然而，目前我国的学校灾害教育还停留在教育的工具层面，表现出技术主义的倾向，缺乏必要的人文向度。因此，重塑学生科学的灾害观念，促进学生形成灾害文化自觉，进而实现灾害文化创生，是学校开展灾害教育的必由之路。

最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确立了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的基本制度。然而，当前我国民办幼儿园分类管理面临配套制度不健全且实际操作困难、部分民办幼儿园难以分类、过渡性政策和时间路线图缺位、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冲突的现实困境。这既与民办幼儿园市场发育不成熟，其生存及环境较为脆弱有关，又与民办幼儿园分类管理的政策制度设计本身不完善，政策资源供给不充足有关。为了民办幼儿园分类管理的顺利推进，建议尽快制订并出台民办幼儿园分类管理的时间路线图，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民办幼儿园分类管理政策，短期内对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同样给予政策支持，将非国家机构的公有组织和集体举办的幼儿园暂时作为公办园对待，并明晰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办学终止时的处理政策。

2014年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以来，浙江、上海两地先行试点，全国各省市相继出台改革方案，“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考模式逐渐形成。然而，多元选择的高考方案带来生涯发展的新挑战，倒逼社会各界联合起来关注人的成长。结合前沿的生涯理论和高考背景下的高中生生涯发展现状，需要学校更新观念，制订生涯教育整体规划；学科融合，提供多元和优质的学习经验；内在唤醒,帮助学生逐步形成自主选择能力。

学生沉默现象是各阶段学校教育活动中广泛存在的真问题和复杂问题。学生沉默显性地表现为话语沉默，隐性地表现为人格沉默、情意沉默、价值沉默等更深层次的沉默。学生沉默并非课堂教学中的偶发现象和个别现象，而是教育权力与学生权利“失落”和“失衡”下习得的集体性沉默。应对学生沉默需要承认并正当使用教育权力，以教育性与学生发展为限度和旨归；承认学生自我实现的权利，引导学生从“他治”走向“自治”；唤醒师生的权利意识，合理把握教育权力与学生权利之间的张力；秉承教育的对话精神，构建权力与权利的对话性空间与对话共同体。

学者助推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有外导发展式和内引发展式两种基本模式。外导发展式是将学者理论带到教育实践去推行，内引发展式则是依据校情提炼和建构内生性学校特色理论及实践体系。外导与内引两种模式的主客体、目的、内在动力和理路是一致的，但研究的起点和路径不一样。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既需要外导发展式，也需要内引发展式，但目前最需要的是内引发展式对外导发展式的跨越，这是教育改革发展的内在诉求。要通过内引发展式的超越，助推理论研究更接地气，敦促实践者的理论自觉，促进教育研究者更好成长。

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经济社会的发展、教育的国际化导向、家长的“无奈选择”以及洋高考的自身优势与高回报率，近年来洋高考在我国悄然走“热”，且呈低龄化增长态势，已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高考大军”。面对洋高考带给国内高考、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以及人才市场的全面冲击，积极应对应注重四个方面：一是加强基础教育供给侧改革，切实推动素质教育发展；二是稳步推进“双一流”建设，着力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三是加强高考制度现代化建设，完善高校人才选拔机制；四是转变“自轻式”教育评价观念，平视“土洋文凭”。

面对新形势与新要求，基础教育管理要实现素质教育和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探索新思维、新理念、新方法和新策略。现代教育领导以工具理性代替了价值合理性，以教育理性化代替了教育的精神性。建设性后现代教育领导强调尊重差异，高度关注情感因素，以道德和精神引领教育领导变革，主张实施有机教育。基础教育领导改革的策略在于：尊重师生，切实体现以人为本；激励师生，营造和谐宽松氛围；实施心灵领导，以说服取代征服；整合教育资源，充分开发被领导者的发展潜力；强化自身道德修养，实施创造性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