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 第0卷, 第11期 刊出日期：2016-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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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1): 0.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十二五”期间，国家先后发布了《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实施了“三通两平台”等一系列行动。目前，全国大部分学校已具备基本的信息化教学条件，信息技术在教学中已得到初步应用。“十三五”阶段，教育信息化已度过了初期的计算机网络、多媒体教室等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其发展重点逐步转移到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上。
“融合”不是信息技术与教育的简单叠加，不是用信息技术去固化传统教学的弊端，而是用技术去创新教学。一方面放大传统教学的优势，剔除传统教学的不足；另一方面推动产生全新的更具优势的教学方法，引领教育的系统性变革。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首先需要重点关注理念的融合、模式与方法的融合、资源的融合、教师能力的融合、环境的融合和评价的融合。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还需关注四对关系，落实到实践上就是保持四个平衡：虚拟与现实之间保持平衡，在版权保护与开放内容二者之间保持适当平衡，在规模化与个性化之间保持平衡，在教学资源形式的碎片化与知识的系统性之间保持平衡。 -
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1): 1-6.教育智库作为一种专业智库，对服务国家教育决策、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教育智库建设面临新挑战，国内外先进教育智库呈现新特征。要明确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建设的新方向、新任务，理清教育智库建设的思路与措施。以信息化和调研网络建设为支撑，加强实验区、实验校和实验室建设，深化科研管理改革，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人才队伍；建立分工明确与高效运转的协同创新机制，完善现代教育智库治理体系，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和国际比较研究；广泛应用新技术和新方法，提升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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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1): 7-12.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小学校园欺凌引发社会公众热议，反映了人际互动，折射出社会失范，存在社会危害隐忧，呼吁社会共治。对校园欺凌的防治需要从公众舆论引导、社会文化防控、社会秩序重构、社会协同教育、增强社会支持、社会治安营造等方面入手，制订社会防治措施。具体措施包括：引导社会公众对校园欺凌现象的理性关注；控制社会暴力文化，改善文化氛围；调节社会冲突，增进良性人际互动；整合社会多主体力量，建立不良行为矫正教育制度；完善社工服务，构建支持网络，帮扶欺凌加害人与受害者；加强群防群治，推进安全保卫，提高社会控制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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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1): 13-17.校园欺凌是一种特殊攻击性行为，对欺凌者和受欺凌者的心理都产生不良的影响，如欺凌易导致受欺凌学生形成消极人格特征、学业适应困难及出现社会化障碍，也易导致欺凌者形成不良人格、出现社会化障碍及攻击倾向。校园欺凌虽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与社会各界对校园欺凌的认知偏差及中小学生不良的社会心理与个性特征有较大关系。因此，对中小学校园欺凌现象的干预还须从其产生的内部根源着手，改变社会各界对校园欺凌的认知偏差，培育中小学生健康的人际交往心理以及加强中小学生个体心理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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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1): 18-23.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的频发严重影响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从家庭教育视角探究中小学校园欺凌的具体影响因素,表现在“和”与“忍”的文化对欺凌行为的无意识强化与确认，家庭结构失能和不良家庭环境助长欺凌性格的形成，家庭教育的忽视及家长教育观念的落伍不利学生个性培养。提出家庭教育视角下校园欺凌的应对策略：家长重视对学生优良品质和健全个性的培育与引导；转变家长教育方式，重视子女的认知及规则教育；对家庭教育立法，明确家长在子女教育上的责任；家庭与社会要形成合力，使教育保障更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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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1): 24-28.与传统的“反学校文化”理论不同，“逃离文化”视角启发我们以包容关怀的心态，去审视校园欺凌者群体产生的机理。“逃离文化”中的学生，因跟不上学校教育的运作，被过早地抛出教育生产流水线，不能从学校教育中得到应有的愉悦，往往会逃进自我构建的天堂。这样，当其自我中心式生存时，往往易于深陷“逃离文化”，形成欺凌个性。治理校园欺凌的长效机制在于构建包容性教育，即淡化教育竞争，落实教育目标的包容性；破除公平假象，尊重学生发展的多样性；遵循教育节律，追求教育受益的终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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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1): 29-32.学区制是打破我国传统的捆绑式区域管理模式之后的又一种教育管理模式，是地理属性与管理属性相结合的新的教育治理概念。近些年，我国在学区制探索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学区限于组织和统筹，不具备管理控制功能；学区内合作与流动不足，缺乏共享与激励机制；校长和教师学区归属感不强，学区制缺乏“内动力”；学区捆绑发展流于形式，学校之间文化冲突明显等。基于此，研究认为，学区制探索要聚焦于“自治”“主动”“内生”“开放”的教育治理属性，突破强制性的捆绑式管理方式，明确政府与学区的权力边界，实现政府与学区、学区与学区、学区与学校、学区与社会等的双向共建；实现学区文化主动融合与制度配套的跟进，保障学区治理“常态化”；运用教育领域与信息技术领域的跨界互动思维，建成资源共享的“智慧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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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1): 33-38.第三方评估作为新时期我国教育评估改革的国家顶层设计，是教育领域公共服务体系走向市场化的必然选择。为保障第三方评估的顺利施行，实践中需不断丰富和完善动力保障机制、沟通协调机制和应用反馈机制等制度安排，同时需嵌入相应的内外规制加以规范，以维护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公正性和专业性。其中，外部规制主要包括法律供给与治理、契约合同与管理、监督问责与制衡等方面；内部规制则蕴含着行业标准与准入、业内公约与自律、信用等级与退出等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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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1): 39-43.面对学校内部冲突,中小学管理者要清晰把握冲突的内涵,识别冲突的类型,了解冲突产生的复杂原因，并意识到传统冲突处理方式存在的突出问题。学校管理者化解冲突时,需要引导冲突各方真诚倾诉与倾听，进而寻求创意合作,秉持接纳并鼓励冲突的积极态度,化解重要的冲突事件并敦促思想交锋,以“满足最低要求”形式关注各方利益,构建增进理解的信息沟通网络,整合学校目标及内部结构，从而质性化解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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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1): 44-47.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已成为世界各地课程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但如何从核心素养走向课程,却因对核心素养理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路径:“整体支配模式”试图由核心素养推导、演化出全套课程,核心素养被视为“全面素养”;“部分渗透模式”将核心素养理解为“关键素养”,在课程发展上仅仅要求把核心素养作为各教育阶段和各领域课程均须重点关注和体现的“内核”,这给学科层面的课程发展预留了很大的自主空间,有助于突出不同科目的特点。二者表面上都强调核心素养,实质上难以“兼容”,某种程度上“整体支配模式”强化了现代课程观的缺陷,核心素养应被理解为“关键素养”,以渗透的方式融合于课程,且成效的取得有赖于考试标准的真正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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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1): 48-53.接受美学确立读者主体地位,注重读者价值创造,其对语文教育的启发就是:涵养读者乃是语文教育的价值旨归。实现此价值,就是要陶养学生的阅读习惯、锤炼学生的阅读能力,用经典文化造就心怀理想的公民,进而提升民族素质。涵养读者的关键是教师。语文教师的“教无止境”首先要落实于“读无止境”,用持续的经典阅读滋养职业生命、厚植诗性智慧,实践“教是为了不需要教”。涵养读者需要达成多重境界:以文化人,陶养生命的文化情怀;取法乎上,提炼人生的审美品位;行之有道,践行阅读的科学精神。如此则语文教育庶几可承担起应有之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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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1): 54-57.当前国学课定位于诵读,以诵读传承国学文脉、涵养君子人格并初见成效:学生对祖国认同感增强，传统孝道占据青少年美德主流，小学生君子人格已见雏形。现实经典诵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盲目跟风,忽视对诵读的理解与体验;诵读形式大于内容,忽视对意境、意象的声音表达;追随流行音乐,忽视基本诵读方法。为进一步推进以经典诵读涵养学生君子人格,首先要重视“三步六正九读”的九层次诵读,其次是借助多样化形式开展诵读,最后是要强调声情并茂的诵读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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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1): 58-62.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作为理解日常性生活的重要理论，对理解青少年体育活动场域具有重要价值。以此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的国情，研究解读青少年体育活动场域概念，提出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微观与宏观场域样态。青少年体育活动场域的现实问题与调适策略在于：场域竞争与冲突的突围，空间域化与隔离的调适，场域失范发展的协调，空间“缺场”的唤醒与塑造，场域位置误识的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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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1): 63-66.随着对外交流的深入，我国高度重视对涉外人才的培养，人们对外语学习的热情空前高涨。“外语热”对我们的母语教育带来极大冲击，而且现实中将英语作为升学、就业的“敲门砖”影响人才素养的提升，同时附着在英语上的西方文化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塑造也极为不利。因此,凸显民族文化在英语教育中的张力刻不容缓：需对英语教学进行科学定位，摒弃一刀切式的人才选拔模式；发展与推广“中国英语”，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在英语教学中融入民族文化，塑造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开展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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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1): 67-74.关切的本质是在“充满他人”之中反观自己走向彼此成长的“共同体”。教育是典型的关切实践，一切教育活动的发生源于关切双方的情感互动，在教育中教师自觉地充当典型的关切者。当代师生的“关系危机”折射的是教师关切情感的异化，主要表现在关切关系主体人的缺失,师生伦理的绑架,功利交换的往来及媒体时代对真实人际关系的消弭。面对当代师生关系危机，教师应重新审视自己的关切情感逻辑，探寻关切情感的运行机制，反思关切实践对教育的终极关怀。重构关切实践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回归女性路径的天然态度和实践范式，让受教育者经历人格的完善和审美的体验，通过不断逼近学生的存在而改善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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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1): 75-79.教学既是一份可以用来谋生的工作，也是一份需要具备较高专业技能才能胜任的职业，还是一项需要倾注情感才能做好的事业。日常生活、职业生活和专业生活是教师的三度生活空间。教师专业生活具有理性生活、情感生活和精神生活三重意蕴。具有进取精神的教师应从“反思日常生活，增进教育学理解”“协调人际关系，平衡日常生活与职业生活”“融入专业共同体,实现‘同僚性’合作”三个方面构建专业生活的优化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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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1): 80-8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其作为现实价值观建构的引导性依据与追求目标而言，本身蕴含着丰富的美学内涵。它从国家、社会与个体三个维度提出的美好愿景，综合展现出了崇高的审美价值和审美理想。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以审美理想作为理论指导、以审美价值作为独立实施依据的审美教育，在理论层面具有了实现对接的可能；而前者的培育和后者的实施都要诉诸审美活动，则使二者的对接具有了现实基础。由此,诉诸美育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可以充分践履审美教育实施的艺术审美、生活审美与自然审美路径，凸显形象性、趣味性与超越性的教育特征；又可以坚持以审美活动为中心的方法，兼顾个体性、阶段性与社会性原则；并且还能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美育路径的评价机制，及时准确地把握培育效果，进而作出针对性的调整，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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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1): 86-90.近些年来，我国道德建设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其主要原因是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向衰落。立足于修身养性这一核心，方能寻到我国德育之根。一方面，多年来的中西方文化碰撞警示我们，德育不可离开民族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修身养性传统启示我们，德育需要继承民族的文化营养。当下，亟须回归民族优秀教育经典，开创修身养性的德育新路径：开展非竞争性的文化传承活动，在自发参与中陶冶身心；广开经典传统文化传播渠道，在亲近经典中感受自我和谐；明确人性完善的非时段性特征，建构终身德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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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1): 91-95.新课程理念下，在消解课堂纪律外在控制的同时，需要警惕“无制约”课堂学习局面的出现。最关键的是要破除对纪律控制力的误解，确立自我控制的新型课堂纪律。区别于传统的控制服从纪律观，基于自我控制的新型纪律观超越了对纪律的固有认知，将纪律视为遵守生活准则的自我控制和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准则,注重对学生自我控制能力的培养。重构新课程观下的课堂纪律需要赋予纪律本身以教育意义；将违纪视为教育契机，通过“问题解决”促进学生对环境的理解；控制能力的养成漫长而艰辛，需要引领学生由他律向自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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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1): 96-100.“听话教育”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种教育现象，有不少家长和教师都希望孩子能够“听话”。但是，从德育的视角审视这一现象可以发现，“听话教育”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违背儿童的成长特点,促使儿童的成人化；强调儿童对成人的服从，阻碍公民人格的养成；禁锢儿童的思维，限制创造力的培养；压制儿童的个性，造成人才的同质化。传统德育的因袭、家庭教育的错位以及学校教育的误区是“听话教育”产生的主要原因。走出“听话教育”的现实选择有：由“小大人”到“本真的儿童”的观念转变，由“教会顺从”到“教会选择”的作用转移，由“听话的孩子”到“合格的公民”的目标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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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1): 1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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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1): 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