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 第0卷, 第12期 刊出日期：2016-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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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2): 0.基础教育是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个性品德养成和各类潜能发展的重要阶段，是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基础和基石。教师是教育教学的主导，影响着课堂教学，掌控着知识传授，其教育理念、教学技能、专业知识及道德水平影响着学生的成长，关系着学生的发展。教师的从教能力对提高基础教育质量至关重要。截至2015年，我国基础教育从教人员已超过950万人。变革教师教育，提升教师从教能力，是基础教育有效应对教育发展新要求的重要举措。教师从教能力提升，需要从以下五方面进行。一是改变知识传授教育，强化学习能力教育。二是改变教学经验积累教育，强化教学研究能力教育。三是改变标准模式教育，强化个性发掘教育。四是改变业务技能教育，强化管理能力教育。五是改变传统手段教育，强化信息技术能力教育。总之，素质教育是基础教育的核心，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关键在教师。教师教育应适应新形势、促进新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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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2): 1-4.学者助推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有外导发展式和内引发展式两种基本模式。外导发展式是将学者理论带到教育实践去推行，内引发展式则是依据校情提炼和建构内生性学校特色理论及实践体系。外导与内引两种模式的主客体、目的、内在动力和理路是一致的，但研究的起点和路径不一样。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既需要外导发展式，也需要内引发展式，但目前最需要的是内引发展式对外导发展式的跨越，这是教育改革发展的内在诉求。要通过内引发展式的超越，助推理论研究更接地气，敦促实践者的理论自觉，促进教育研究者更好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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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2): 5-9.教育学学者的人文精神是指以教育学术研究为业的人满足个人和社会需要的终极关怀，包含其身、心、灵形而上的关系考虑及对教育学理论与实践中形而下具体问题的探讨。教育学学者的人文精神对其人格完善发挥着积淀作用，有助于提升教育学学术的尊严，而且可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发展方向。目前，教育学学者人文精神被遮蔽的原因是中国史官文化对教育学学者意识形态的影响，社会结构中存在的矛盾对教育学学者人文精神的消解，网络传媒使教育学学者的存在地基产生倾斜，生活习惯对教育学学者带来的潜在影响。教育学学者人文精神的回归路径为：“经历荒谬，从虚无中升腾”的学术生活与现实生活的结合，在社会结构变动中找到自身的角色定位，“知识证实”与“心灵证虚”的教育学术自我修炼，教育学学术态度的转变是教育学学者人文精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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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2): 10-13.师生共同体是教育体系中稳定的、有序的有机结构，它更加接近教师发展与学生发展的内在本真，并且重构师生发展关系、师生发展地位与师生发展路径。长期以来，学生主体客体化与教师主体异化导致了师生共同体出现一种“客体-伪主体”的教育结构，形成了挟持性、被动性、对立性的师生发展关系，从而抑制师生共同体的发展。而学生去客体化与教师主体化回归，有利于师生共同体生成一种主体间性的教育结构，构建平等性、交往性、互助性的师生发展关系，从而实现师生共同体有效的、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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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2): 14-18.我国教师道德发展经历了从“职业化”向“专业性”的转变，如今在教师专业化发展背景下倡导教师专业道德中的自主性与主体性。但是，当前教师道德在制度化与技术理性影响下在道德规约中发展，这是对“人”的压制。其主要表现为：教师道德自主性的束缚、教师道德自我价值的萎缩、教师德性追求的消沉等。当下，教师道德发展迫切需要给予“自由”：尊重教师道德发展的自由意志，强调教师对道德生活的自觉反思，重视教师道德实践的主动创生，实现教师道德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以此来建构一种超越外在束缚回到教师自我，从而实现道德创生的自由发展路径，实现教师“道德人”与“自由人”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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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2): 19-22.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作为素质教育的“指挥棒”与“体检仪”，既能为义务教育的发展引领方向，又能及时监控其进展状况和存在的问题。要切实发挥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功能价值，就要满足监测制度的强制性与制约性、监测内容的导向性与前瞻性、监测手段的科学性与专业性、监测结果呈现的通俗性与针对性等条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要建立质量监测的结果公示、政府约谈、限期整改、效果追踪及问责制度，将学生全面发展、学校规范办学和政府投入保障等素质教育实施状况作为教育质量监测的重要内容，加强对教育质量监测团队和相关科研力量的培育，要普及科学、全面的教育质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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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2): 23-28.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教育治理现代化及其评价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突破口。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治理的权力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平等的；治理是法治的，而不是人治的。国内外的教育治理现代化监测体系研究凸显了科学民主、法治、清廉、效能、透明、问责与监管等共同要素。基于以上研究建立起教育决策科学民主指数、教育法治指数、教育公共事务透明指数、教育政务效能指数、教育监督质量指数、教育清廉指数6个维度，30项关键指标的教育治理现代化监测评价指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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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2): 29-35.新高考改革背景下，高中实施走班制还面临着学生、教师与公众的价值困惑，课程文化、学习文化、评价文化方面的文化阻力，以及管理层面与德育层面的实践挑战。针对这些桎梏，提出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导向的超越路径：增强走班制价值认同，提升走班制实施信心；超越走班制文化阻力，推动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改进学校管理体制，构建新型德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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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2): 36-39.学校的组织与领导是影响学生发展、学校进步的一项核心因素。学校组织与领导自我诊断是一种内需式的、持续的、周期性进行的评估活动，通过学校利益相关者与第三方专业人员的深度合作，能够第一时间为决策者提供信息和判断依据。结合学校组织结构特点，深入学校各组织单元进行的交叉诊断方法，能够有效帮助学校发现领导与管理的问题，挖掘问题成因并形成有效改进策略和方案。同时，针对不同的组织单元，如教研组、各职能处室、年级等，建立可操作性的诊断指标，以保证诊断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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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2): 40-43.学校欺负问题愈来愈引发社会和学界的关注，需要建立制度，实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学校欺负“治理”。制度是连接学校欺负干预与教育治理的中介和桥梁，也是教育治理视角下充分发挥学校欺负干预体系作用的保障。需要构建以教育为主的学校欺负干预教育治理体系，建立以建制为主的多学科、多层次、多主体参与的社会支持干预机制。在此基础上，加强以预防为主的学校欺负干预实证研究，逐步逼近“无欺负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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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2): 44-47.面对新形势与新要求，基础教育管理要实现素质教育和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探索新思维、新理念、新方法和新策略。现代教育领导以工具理性代替了价值合理性，以教育理性化代替了教育的精神性。建设性后现代教育领导强调尊重差异，高度关注情感因素，以道德和精神引领教育领导变革，主张实施有机教育。基础教育领导改革的策略在于：尊重师生，切实体现以人为本；激励师生，营造和谐宽松氛围；实施心灵领导，以说服取代征服；整合教育资源，充分开发被领导者的发展潜力；强化自身道德修养，实施创造性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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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2): 48-52.课堂模式作为引领师生共同发展的课堂思想路径，存在于每个教师的教育实践中，它在本色化课堂气质的培育中彰显出对构建教学生态的内源性作用。外驱力下课堂模式的从众性推广与教学生态基于师生实际的个性化构建之间实现着基于教育本原的互动。课堂模式到学习理念的提升，使学生思维生长得到个性化引导；课堂模式到教学风格的创新，使教师专业成长得到个性化历练；课堂模式到学科思想的变革，使课程蕴涵拓展得到个性化锻造，课堂模式通过三种元素的整合，形成重构共生共享教学生态的重要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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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2): 53-56.奖励是教师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首选之策，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奖励却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外在轻内在、奖励滞后忽视时效性等误区，造成了奖励的低效，甚至导致诸多的负面影响。需要审视奖励在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恰当利用奖励发挥作用的机制，结合惩罚教育、去奖励教育理念，最终实现奖励作用的本真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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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2): 57-61.基础教育阶段是学生性格和才智的形成初期，也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第一阶段。创新型人才培养对基础教育具有鲜明的质性要求。基础教育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是鼓励、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优势以及养成良好的性格品质。设置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渐进目标，从基本素质培养层次、优势特长培养层次到专业人才培养层次和创新能力培养层次，逐步实现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层次开发。在此基础上实施基础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实践转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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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2): 62-68.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是指培养和培训基于相似的文化背景、血缘关系、生活习惯，具有共同的地域认同、身份认同、价值认同的本乡本土的乡村教师。目前我国乡村教师去本土化的原因在于：以财富为成功标准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大行其道，学而优、教而优的向城性推拉牵引以及城镇化背景下的“去农村教育”论调的遮蔽。实现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的策略为：定向培养与优化环境并举，确保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观念包容与政策倾斜结合，保障乡村教师“融得进”“有盼头”；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共生，促进乡村教师“教得好”“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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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2): 69-74.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培养是适应农村小学规模受限和编制紧缩的硬性要求，是解决农村小学教师队伍结构性突出矛盾的迫切需要，是开展农村教育改革和乡村文化建设的特殊要求。但是在培养过程中，存在免费定向培养与学生功利报考价值观的博弈，全科教师培养目标与高校分科教育的冲突，高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与小学协同不畅等现实危机。所以，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构建以综合知识能力为框架的教育体系，拓宽以实践为核心的全科培养机制，创新以定向培养为重点的政策杠杆，从而回归小学全科教师教育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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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2): 75-79.培养优秀的农村小学音乐教师是发展农村音乐教育、实施基础教育美育工程的关键因素。体制变革要突破瓶颈、大胆革新，实施公费培养、初中起点与六年一贯，从制度上保障优质生源和最具可塑性的年龄，从学制上保障学历提升和专业成长。课程改革要体现综合培养与分向发展，实现“定性小学教育”“定向服务农村”“定位音乐教师”三位一体。教学创新要体现能力导向与实践引领，着力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师范技能和音乐专业能力与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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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2): 80-84.基于逻辑与现实的统一，聚焦卓越教师的职前培养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取向、主体、课程、评估是卓越教师职前培养机制的核心要素。这些核心要素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取向的宽泛、同质及形式化倾向，主体的边界、身份及关系模糊，课程的设置、结构与呈现困顿，评估的认知与行动延滞。基于此，对卓越教师职前培养机制的运行进行多方面探索：一是取向的精准“精英”期许，二是主体的新型协同范式，三是课程的立体质量保障，四是评估的动态分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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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2): 85-91.在全球化、网络化与多元文化交织的复杂背景下，德育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德育课程是国家对儿童道德期待的重要载体。基于对部分典型德育课程文本的分析，揭示新时期对儿童道德期待的领域、维度、向度与“道德儿童”的理想图景。现有文本对儿童道德期待的总体框架十分完整，方向也较为明确，但同时需要关注以下问题：“道德儿童”的目标设定宏大而抽象、道德期待的结构要素之间关系不明晰、文本未体现儿童道德发展阶段性特点和缺乏明确的核心价值观。理想的儿童道德期待应该体现儿童道德发展的阶段性，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儿童道德发展的核心关切，将德性的培育作为首要的价值期待，并将儿童视为道德主体，与成人的道德期待保持适度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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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2): 92-96.当前，听障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计划经济办学思维下，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封闭式的办学观念、配给式的资源模式、划一式的课堂教学十分盛行。这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僵化，教育活力不足；真空办学，教育效率低下；偏离需求,学习动力不足；标准化教育，学生面临机会剥夺的危机。鉴于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即：管办评分离，激发思想政治教育内驱力；多元办学，打造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精准供给，满足听障生特殊需求；丰富资源，优化听障生教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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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12): 97-102.
